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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前後，我們幾戶家庭共五個孩子出發前往日本關西，此行大部份時間停留在「世界遺產城市」的京都，主要是想帶孩子們去看京都靈山神社的維新志士墓和鹿谷法然院的河上肇（Kawakami
Hajime）墓。
京都做為日本的古都，都市中保存非常多文化風貌保存區、歷史街區、建築物保存區等，且都明確畫出限定發展區，京都許多文化風貌保存，暫且不論二条城或御院（明治時代前的天皇居所），清水寺、知恩院、平安神宮、嵐山的天龍寺，甚至大津琵琶湖畔的三井寺，都是重要的歷史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幾乎都可算是都市裡的大型公園。 為了保存這些歷史資產，京都除了地下鐵和阪急及京阪電氣鐵道，其他無論嵐電、叡山電鐵、近鐵或JR的鐵道都在地面，就是為了避免過度的開發會對古都的歷史資產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
在日本（不只是京都），即使是私人土地或住宅區，都有建築或開發行為上的諸多限制以及獎勵措施，他們的住宅區建物多是黑瓦日式房屋，不會呈現出雜亂無章的景象，這正是政府積極作為的結果。日本的團地（集合式住宅）總有充足的公共空間，無論是停車場、活動空間或垃圾集中地，他們不會任空間利用到極限，相對地，就不會讓活動的人們感受到很急切的壓迫感。 相對地，台灣的指定古蹟卻沒有劃分出範圍，就如淡水也有著不少歷史建築，但即使保存了這些建築，建築物四周卻任憑開發，或是歷史建物本身就BOT得不搭不齊。
我們此行也特別注意公共空間裡親子同行的狀況。在日本，無論公園裡的兒童遊戲場或者學校的活動空間，都是沙地，看不到台灣千篇一律的操場和PU跑道。與台灣相較，兒童遊戲場遊具的多樣變化看得出設置的用心，這些設置也都有分齡的考慮；學校的活動空間總是一片大沙地，四周會有一些遊具，也會有一整圈鐵柵欄圍住的地方供孩子們玩球，沒有球場的樣子，就是一片沙地，踢足球、打棒球都要到裡面去，不致影響到其他活動使用者。在台灣的各級學校，配置上是司令台加操場加上PU跑道，設置司令台和操場源自日本統治時代，但如今的日本已非如此，台灣卻繼續延續這種軍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思考。
在日本的兒童遊戲場，孩子可以盡情地玩，從溜滑梯下往上爬、在攀爬架上爬高爬低，在台灣都會被視為「危險動作」的，在日本的遊戲場，孩子不但不會被制止，大人們都靜靜地帶著微笑看著孩子盡情地跑跳。在公園裡，大人專心地陪伴孩子，大人沒有在滑手機或聊天，無論距離孩子遠近，目光總是注意著孩子，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 即使孩子因「危險行為」被撞倒而大哭，父母只是把孩子到一旁，蹲在孩子旁邊，面帶笑容地陪著孩子哭，等孩子情緒消化好，簡單對話，沒有一絲責備，只是聆聽著孩子的表達，然後孩子就又跑去玩了。
在電車、車站、街道上或餐廳的餐桌前，日本孩子的穩定讓我們很意外。在大津往京都的京阪電車上，有個日本媽媽帶著3個孩子，2個大孩子坐在一起，媽媽和約2-3歲的孩子坐後排，這個小小孩坐不住想往外跑，媽媽坐在靠走道的位子，只坐一半，用身體將座位往外的空間擋住，避免孩子跑出來走道，過程中沒聽到不耐或責備的口氣，媽媽全程帶著笑容與孩子不斷談話。
在街道上，如有見到帶著孩子的家庭，很少看到推車，大多是揹在身上，如果是跟著大人步行，大人總是緊緊牽著孩子的手，邊走邊和孩子說話。日本社會有個很重要的原則是「不要造成別人困擾」，在公共場合，孩子有所躁動，不用教什麼規矩，只要跟孩子說「這會造成別人的困擾」，孩子就會停止原來的行為。這除了家庭教育，整體社會的氣氛也有很大的關係，再來就是孩子在家庭、學校（不像台灣的幼兒園，大部份時間都在室內）或公園總能盡情地跑跳，不會累積太多壓抑的情緒。
但日本畢竟還殘留著東方臣民社會的影響，日本社會是「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在西方社會是：「我不要遭致困擾，所以也要尊重別人，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然而，在台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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